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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急换“将”、政策大转弯 英首相特拉斯能否破局？ ******
中新网10月15日电 上任不过月余，英国财政大臣夸西•克沃滕突遭撤职。首相特拉斯提出一系列减税计划也再次出现180度大转弯。
但对于特拉斯政府的“调头”，外界似乎并不看好。英镑应声下跌、要求其下台呼声持续，不确定性笼罩着本就内忧外患的英国。
这位走马上任不过40天左右的女首相，又还能否走出困局？
【上任月余被“炒”】
当地时间10月14日，英国首相特拉斯解雇财政大臣夸西•克沃滕。而这距离克沃滕上任仅有大约38天。前卫生大臣杰里米•亨特将接替其职位。
当地时间2022年10月14日，英国伦敦，夸西•克沃滕在唐宁街下车。英国广播公司(BBC)称，这意味着，克沃滕成为有记录以来任职时间第二短的英国财政大臣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此前在特拉斯竞选英国保守党党魁期间，克沃滕曾对特拉斯表示支持。成为特拉斯政府的财政大臣前，他甚至被称为她的“政治灵魂伴侣”。
对于克沃滕被撤职一事，特拉斯回应说，她“非常尊重”克沃滕“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”并辞职的决定。
克沃滕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写给特拉斯的一封信，称能担任她的大臣是种“荣誉”，祝“一切顺利”。
【再次180度大转弯】
就在克沃滕被解雇当天，特拉斯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宣布其政府减税计划再次迎来大转弯。
当地时间9月6日，特拉斯在伦敦首相府门前发表就任英国新首相以后的首次演讲。9月23日，英国政府宣布该国50年来最大规模减税措施，但饱受外界质疑和批评，引发市场动荡。英镑对美元汇率在9月26日亚洲早盘交易中一度跌至1比1.03附近，创历史新低。
重重压力之下，英国政府的减税计划曾于10月3日出现重大转折。克沃滕当天发表声明，宣布将放弃此前提出的取消45%最高所得税税率的计划。
不过10多天时间，特拉斯政府再次作出“耻辱性”的政策转变。她证实明年4月将把公司税从19%提高到25%，而她在保守党党魁竞选中曾承诺，将取消该增长。
在10月14日这场不到 10 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上，特拉斯坦言：“我想说实话，这很困难。”
但在英媒看来，特拉斯拒绝为其政策造成的经济动荡承担任何责任，同时决心继续担任首相。她解释说，“很明显，我们的部分‘迷你预算’(政策)比市场预期走得更远、更快，所以我们现在履行使命的方式必须改变。”
特拉斯还认为，她“采取了果断的行动”，而且是为了国家利益。
【内忧外患、前景不明】
对于特拉斯政府的再次“调头”，外界似乎并不看好，英镑应声下跌。
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托尼•特拉弗斯认为，克沃滕成了“政府错误的替罪羊”，撤职并没有减轻特拉斯的压力，也没有让保守党平静下来。
资料图：英国一家加油站燃油售空后关闭。近来，英国政府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创历史新低。还有民调显示，43%的保守党选民希望唐宁街迎来新首相。苏格兰首席大臣斯特金也呼吁举行大选，认为这是维护经济稳定的最佳做法。
在金融服务公司任投资总监的詹姆斯•埃塞还分析称，“除了不明智和不合时宜的财政宽松政策外，(英国)显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应对”。他进一步指出，英国通胀保持高位，政府借贷规模庞大，房地产市场可能遭受沉重打击。
此外，英国政府此前宣布以债务融资的减税计划之后，英国养老金行业几乎部分崩溃，迫使英国央行多次干预，这也引发担忧，即动荡可能席卷发达经济体。
面对相关威胁，一些经济学家和投资者曾寄希望于美联储软化其激进加息的计划，但希望已破灭。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援引专家分析称，预计美联储今年将再两次加息0.75个百分点，然后在明年2月加息0.5个百分点。而这很可能将放大多国央行的通胀难题，英国经济自然也难逃雪上加霜的命运。
面对内忧外患、动荡不断的英国，紧急“换将”的特拉斯又能否重振士气，应对挑战？
师恩难忘****** 刘末利 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 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 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 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 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 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 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 (历史资料) 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 [责编：天天中] 阅读剩余全文（）  视觉焦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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